民族地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的构建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杨阿莉， 把多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有1． 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1］。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位于边疆或西部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着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农村扶贫开发主要涉及农业生产活动，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通过发展传统农业减缓或消除贫困的效果已不再明显［2］。这就需要进行新的扶贫( 反贫困) 方式的探索。
旅游开发由于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被认为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方式，因此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和业界的普遍重视，有关旅游扶贫的研究成为重要议题。旅游扶贫是指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成为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的双脱贫致富［3］。受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广大农村。农村贫困地区区位偏远、社会发育程度低、自然景观与人文习俗受人类经济与外来文化的干扰和影响较小、自然生态与人文习俗保存较好，是生态旅
游资源分布较为集中、资源品质较高和最具潜力的区域，有70%的旅游景点分布在农村地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占全国的“半壁江山”［4］，具有发展旅游业的潜在基础。而中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乡村旅游资源富集区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耦合关系，因此，民族地区将发展旅游业与反贫困问题有机结合，是一种有效的脱贫途径。
二、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的优势
从当前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实际情况看，一些地方虽然旅游业兴起，整个地区也很富足，但最贫困人口并没有充分享受到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经济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显然，这种状况与旅游扶贫的初衷相背离。笔者认为，不能把旅游扶贫简单地等同于旅游开发，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应该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正如周歆红所强调的那样，“本地参与、真正让利于民”的原则才是旅游扶贫的根本［5］。郑群明、钟林生也认为，贫困地区旅游开发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但注重社区和居民参与的开发模式是最佳选择，也是成功的旅游扶贫模式的核心［6］。可以说，注重社区参与、由倡导扶业向倡导扶人转变的模式是旅游扶贫研究的一大转折点，代表了旅游扶贫未来研究的方向。
旅游扶贫的资源基础是乡村旅游资源。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居民以其自有的各种生产要素( 经济资源) 进入到旅游决策与执行体系，广泛从事各类旅游活动，以此获得利益分配，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和社区全面发展( 佟敏， 2005 年) 。社区参与式旅游开发扶贫不是借助于单纯的救济来脱贫的“输血”式扶贫，而是一种“造血”式扶贫，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依赖于贫困地区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扶贫模式。社区参与式旅游开发与传统乡村旅游开发相比，具有明显的参与性强、适用面广、示范性强、效益的长期
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强等优势。
三、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社会贫困与旅游发展的现状
为了全面了解甘南藏族自治州贫困社区旅游开发的扶贫效应，2011 年7 月中旬，笔者与课题组成员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及临潭冶力关镇的居民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采取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涉及甘南藏族自治州著名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意向及方式、景区周边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情况等。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281 份，有效率为93． 6%。对问卷的相关性分析得出信度为0． 697＊＊，达到0． 01 的显著性水平。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保证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表现为，以男性为主，占被调查者的65． 2%，年龄以23 ～ 47 岁为主，比率
为71%;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及以下为主，比率为61． 1%，其中农牧民占6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封闭及人口素质偏低的实际状况。
(一)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经济社会贫困现状
1. 自然环境严酷，经济社会发展落后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结合部的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的金三角地带，国土总面积为4． 57 万平方公里。现辖1 市7 县，即合作市和夏河、临潭、卓尼、舟曲、迭部、碌曲、玛曲县，聚居着藏、汉、回、蒙、土、撒拉、保安、东乡等24 个民族，总人口为66． 43 万人，其中藏族为32． 56 万人，占49． 01%。甘南藏族自治州海拔约在1200 ～ 4800 米，气候寒冷，寒流、强降温和冰雪灾害经常发生，牧业基础建设薄弱，经营管理粗放，草场保护建设严重滞后，冰雹、霜冻、干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成本高，因灾致贫问题严重。当地财政主要依靠上级补贴，经济社会发展与甘肃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较大，而且这种差距一直在拉大。据统计， 1999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人均GDP 为1900 元，远远低于甘肃省人均3650元和全国人均6600 元的水平，经过十几年的发展，2004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人均GDP 提升到3246元，但仍远低于甘肃省5850 元和全国10506 元的平均水平。
2. 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
当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所辖的7 县1 市中有4 县1 市属于国家级重点扶贫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人口增长过快。1949 年，全州人口为29． 69 万，至2004 年底总人口达到了67． 44 万［7］。全州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文盲率较高。同全国文盲率的平均水平相比，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文盲率要高出全国的4． 2 倍，其中，男性文盲率高出5． 06 倍，女性文盲率高出3． 87 倍。截至2010 年底，全州共有年人均纯收入为1196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8． 6 万户， 38．7 万人，占全州农牧总户的49%、占全州农牧村总人口的70%［8］。
甘南藏族自治州贫困人口分布呈资源性贫困、区位性贫困、生态性贫困、能力性贫困等相互交织叠加和整体性贫困与个体贫困并存的状况。其贫困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等若干要素之间的恶性循环造成的［9］，如下图所示。
(二)甘南藏族自治州社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及扶贫效应的感知
1. 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资源禀赋及旅游开发现状
旅游产业的特点及其优势表明，在生态脆弱地区发展旅游业，如果规划得当、管理科学，应该是一条可行的生态改良及经济发展的道路。发展旅游业既可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又可以形成旅游发展与社会、生态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双赢。甘南藏族自治州辽阔的草场、茂密的森林、充足的水源、多姿的景观是其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所在。自然风光独特、风土人情各异、民族特色浓郁，造就了甘南藏族自治洲旅游资源类型丰富、体量大、组合好、品质高、独特性强的特点。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共存的特点赋予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目前，甘南藏族自治州初步形成了以临潭冶力关和卓尼大峪沟为中心的生态山水游; 以夏河拉卜楞寺和碌曲郎木寺为中心的宗教朝觐游; 以玛曲为中心的草原湿地游; 以迭部腊子口为中心的红色文化游等特色旅游，旅游产品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近些年，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在国内外有了较大提升，旅游收入不断增长，旅游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 2008 年因地震下降明显) ，如表1 所示。2005
年以后，旅游业GDP 超过8%，达到9． 62%，居甘肃省第一位，旅游业逐步成为支柱产业。截至2010 年，全州有各类宾馆178 家，其中星级宾馆31家，各类旅游从业人员达12300 余人，间接从业人员49200 人。
2. 甘南藏族自治州社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
本调查问卷分析采用李克特的5 分制法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进行评估。从测定结果看，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活动的积极性感知均值达到了4． 1 以上，如表2 所示，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地居民关于旅游对经济和社会文化正效应的感知明显，认同率均在75% 以上。当地居民认为，旅游者的到来给当地带来了新观念、新信息、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开阔了当地居民的眼界，使农村对环境的整治变成了自觉行为，提升了生活环境，也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虽然有少部分居民意识到旅游开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景区周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大多数人对此并无怨言，认为由于旅游业发展而进行的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周边居民与外界的物资与信息的交流及其与外界社会的交流条件，增强了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潜力和能力。
3. 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
情况社区居民通过参与当地旅游服务活动而获取的经济收入和工作机会是旅游开发扶贫效应的最主要、最直接体现。调查发现，截至2008 年底，甘南藏族自治州已有“农家乐”、“林家乐”和“牧家乐”580 多家。其中，仅冶力关景区“农家乐”特色旅游接待点近360 家，床位4000 多张，每户年均总收入在3000 元至10 万元不等。全州景区乘马服务130 多家，每户年均总收入约6000 元左右。景区的“农家乐”、骑马、游船、餐饮、娱乐、购物、车辆出租为景区居民带来了巨大收益，居民增收途径进一步拓宽，诸多景区内和景区周边的农牧民通过参与旅游开发走上了致富路。但在随机调查的问卷中也发现，关于“家中是否有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的问题，回答“是”的仅有89 人，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1%，这说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较低，在“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表示其收入与旅游行业无关; 关于“您所参与的旅游开发服务项目”的调查，排在前几位的是开办
“农家乐”、歌舞民俗表演、小商品经营、餐饮原料供应、景区牵马等，而有关景区规划与管理的选项最少。这表明，当地居民因自身能力和知识所限，倾向于参与以当地资源和传统为基础的服务工作，居民自身因缺乏资金、知识和对旅游不够了解，所以对旅游开发活动的参与程度较低，旅游发展对农牧民整体脱贫致富的作用尚不明显，仍有一部份贫困人口并没有充分享受到旅游开发带来的实惠。
四、甘南藏族自治州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的机制构建
(一)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的咨询机制
长期以来，甘南藏族自治州在旅游发展中采取的是“精英主导”模式，即“政企学媒”直接引导着景区、旅游项目、基础建设等旅游吸引物或旅游设施的直接投资和经营，这种自上而下的旅游决策使当地居民的参与权被排斥在外。一些景区依托型的旅游地，当地居民虽然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旅游业，但他们的角色只是“旅游业的相关者”。当地社区居民是旅游目的地的真正主人，也是旅游所带来的一切影响的承受者，他们有权利知道旅游开发对本地区的经济及未来生态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理应具有旅游规划和旅游发展决策的话语
权。政府及专家在重大旅游项目的立项和设计方面，应当充分听取当地社区居民的意见，平衡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把社区居民放到决策规划中的核心位置，才能真正实现“藏富于民”，获得当地居民对旅游规划与开发的支持，只有当地居民参与规划与决策，才能真正从旅游业中获利。这首先需要建立起贫困社区与旅游开发管理部门之间的决策咨询机构，广泛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形成旅游发展与规划等重大事宜的通报制度和协商制度。而且，还可以考虑建立社区论坛，为积极参与社区发展的个人和群体设立会面地点和沟通、协调平台，在此论坛上搜集有关社区发展的建议，协助并不断评估和调整社区发展战略的实施［10］。
(二)贫困人口参与旅游经营与利益分配的保障机制
要解决旅游业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必须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完善的经营及利益保障机制。首先，引导居民在社区内就业，保证当地居民的经营利益。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激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热情，使社区各主体参与旅游开发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如扶持居民开办家庭旅馆、餐馆、旅游小商品商店等，尽可能实现当地居民对直接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但也应认识到，发展旅游业不可能为当地创造所有的直接就业机会，许多居民从事的可能仍然是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活动。但正是这些生产活动，营造了该地区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乡土风光和民俗风情等旅游景观。所以，政府可以引导当地居民提供初级的旅游消费品和各种原材料，如藏药材、野山珍、畜产品或农产品等，或提供劳动服务，参与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以获取相应的经济收入，倡导旅游商品开发尽可能地采用本地的材料并在本地加工，从而扩大社区受益面，减少旅游漏损。
同时，政府要与金融企业联手，为当地居民开办旅游服务项目提供一定数额的贷款和担保。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企业，政府要控制外来经营者的数量与规模，制定相应的政策，让企业优先聘用当地社区居民，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居民，对于雇佣当地贫困人口超过一定比例的企业可实行税收优惠等政策。
其次，让居民以股东身份参与旅游利益分配。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将旅游景区的旅游资源产权界定清楚后转化成股本，收益可以实施按股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进行股份合作制经营，国家、集体和个人均可在旅游开发中按照自己的股份获得相应的股息和红利。为了确保每位居民都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提高社区对资源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支持，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利润在社区居民中进行平均分配［11］。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应该是按照社区居
民的参与愿望和经营能力组织他们从事不同的旅游活动，设立不同的利益分配机制，以满足全体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要求［12］。
(三)贫困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
民族地区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和独特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据表2 显示，有19． 7%的居民认为“旅游开发对当地生活习俗有不利影响”。因此，文化保护成为甘南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参与选项的命题中“愿意参与社区文化和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是居民赞成率最高的，认为旅游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比例为37． 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中的不利影响感知较弱，对旅游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活习俗的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社区居民是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最主要群体，为了
减少和避免旅游发展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应发动居民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
首先，通过让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管理、从旅游发展中受益来提升其保护意识，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资源环境耗费型转向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型，提倡节能环保型生活方式，形成对资源环境保护的合力。
其次，发动居民参与旅游地环境治理和保护。如组织当地居民参与环保教育和法制教育，动员居民担任环境保护义务宣传员、采挖监察员、森林草场防护员、环卫督查员等，最大限度地调动当地居民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构建出环境和生态建设的整体网络。
(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教育的培训机制
调查表明，缺乏知识和对旅游不够了解是限制民族地区居民参与旅游的主要因素。在参与意愿的选择上，“愿意接受教育培训”的选项平均分和支持率都很高。所以，为保障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可行性和科学合理性，必须通过培训和教育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综合素质。要对居民进行参与意识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宣传等手段激发当地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使他们认识到，社区居民是与当地自然历史和社区文化关系最密切的人，尤其是在民俗旅游、“农家乐”旅游方面更加重要，因为社区居民在旅游过程中起到了主体的作用，失去了他们就失去了真实性，游客就失去了好奇心和满意度。因此，必须通过引导使当地居民增强主人翁意识和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责任感，获得社会认同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要对居民进行旅游从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包括旅游经营方式、个体经营的家庭旅馆、旅游餐饮
服务、旅游商品开发以及普通话和英语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培训，让想加入旅游业的居民都有能力真正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培训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与当地的科教扶贫和生态移民就业指导培训相结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专题培训和示范户交流、委托地方高校或旅游相关企业开展技能培训，等等。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培训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应灵活运用培训方式，尽量采用大多数居民都能接受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方法进行，以提高居民的参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