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媛：跨学科视角下民族心理研究的分歧与整合

 

目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仅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搜索主题词内输入：民族心理，其近十年（2004-2013年）的文献数量多达3300篇左右，其研究对象涉及国内40多个民族群体，其中对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民族的研究数量尤为突出；在民族群体的取样上包括了各年龄阶段和社会身份的少数民族成员，其中以大、中学生、教师等为主；研究内容主要关注心理健康、社会心理、学习心理、个性心理和认知过程等。然而，在民族心理得以广泛研究的同时，研究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尚未达成共识，在应对国内相关的民族问题时也未能充分发挥指导性作用。在诸多限制民族心理学纵深发展的因素中，研究者对民族心理学自身学科性质的认识与建设不足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民族心理学的跨学科特性

就科学研究的规律而言，学科发展经历着从一般化到专业化再到综合化的阶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个领域的现象和规律，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探索逐渐分化出了不同种类的学科和专业。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学科在长期的积累中已经发展到了“至精至细”的地步，但是，高度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学科的进一步拓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在各学科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宇宙万物内在的系统性和依存性是不容忽视的，单一学科在面对一些复杂问题时难免会受到其自身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局限。因此，在这种学科发展的背景下，各类交叉学科应用而生。

国内最初对交叉学科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大的学科领域的结合，认为“交叉学科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1] 之后对交叉学科的界定更为具体，认为交叉学科是与单一科学相对应的综合性科学，是两门以上的科学相互结合、彼此渗透的交叉，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也分别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2]。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明确了交叉学科的本质特性，认为交叉学科源于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渗透，真正有效的交叉学科必须要遵循科学的规律，要经过实践的证明^[3]。由此可见，交叉学科体现了两门或两门以上母体学科之间的综合性和互补性。同时，这也意味着交叉学科是否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不断地、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母体学科的优势以及是否能够在母体学科之间更好的平衡与整合。

依照目前交叉学科的判断标准，民族心理学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抑或仅仅是在民族学和心理学内部的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从形成过程来看，民族心理学的确是民族学和心理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作为民族心理学的母体学科之一，民族学是研究民族、族群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学科^{[4]。它旨在全面考察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群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另一门母体学科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人类及动物的外显行为和内部心理活动[5]。这两门学科在涉及到与民族有关的群体时都会关注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状况。二者在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学，一方面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群体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以心理为内容进行群体心理的探讨。简言之，民族心理学主要研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机制。回顾民族心理学的形成过程，交叉学科的综合性优势一直有所体现。}

二、两大学科视角下民族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一）心理学视角下民族研究的发展

从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来看，被誉为“科学心理学之父”的冯特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就将研究领域划分为两个方面，即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取向的个体心理学和以社会科学为研究取向的民族心理学。低级的心理活动属于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应该采用控制条件下的实验内省法获得被试的反应；高级的心理活动属于文化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需要通过分析被研究者所在群体的风俗、习惯、仪式、文学艺术作品等获得被研究者的心理特征。随后，民族心理研究在心理学界发展起来。1890~1894年，英裔美国心理学家麦独孤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前往大洋洲托雷斯海峡列岛和婆罗洲对原始民族进行心理考察，在其《群体心理》一书中提出种族的进化历程主要受社会环境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当地原始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1895年，法国群体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勒庞提出了“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并出版了《群体心理学》，比较集中地研究了群体心理现象，并进一步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中对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把他的精神分析理论迁移到民族心理研究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理论。从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到1936年出版的《摩西与一神教》，无一不是弗洛伊德对民族心理与宗教思想的阐释；1931年，美国心理学家高斯更是系统地将人的心理、行为与遗传、环境之间关系探讨引入民族心理研究之中，并出版了《种族心理学》一书。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早期心理学界在研究高级的心理现象时，充分注意到了群体特征，并以民族作为群体文化的界定，强调不同群体之间心理发展的一致性，并坚信这种一致性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其研究内容主要以特定群体心理特征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发展演变为关注热点。在研究方法上，早期心理学家在民族心理研究中重视实证研究，在采用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质化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开始运用一定的量化方法。

（二）民族学视角下心理研究的发展

在民族学领域，有关民族心理的探讨更为长久。早在19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便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有其特有的心理规律^[6]。受到赫尔巴特的启发，德国哲学家拉泽尔斯和斯汤达尔创建了民族心理学，并于1859年创办了《民族心理学与语言学》期刊，发表关于民族心理学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他们将民族心理学分为两个部分：“一为民族史的心理学，二为心理的人种学。前者探讨一切民族共同的心理规律；后者着眼于不同民族心理的特殊性”^[7]。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观点也影响到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建构。

在随后的研究中，民族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参照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深化和拓展民族心理的研究内容。英国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德国受到冯特民族心理的影响，开始关注民族心理层面，当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出版后，他便前往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调查，以验证奥底帕斯情结是否具有普遍意义^[8]。在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列维·布留尔等人都曾引用心理学的相关观点分析人类社会问题，例如主张用深层次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等这些来自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9]。在美国，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摩尔根在研究易洛魁部落印第安人的过程中，格外关注其心理特点的挖掘，并据此说明人类进化的共同途径^[10]。历史学派的博厄斯在其著作《原始人的心智》中对种族偏见、原始人的心灵、原始人与文明人的心智特征等心理问题作了专门性的论述，并指导学生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从事民族研究。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便是博厄斯的得意门生。其中，本尼迪克特的《刀与菊》、《文化模式》以及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一批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都以不同群体为切面进行跨文化比较，以更宽广的视野对民族心理进行探讨。

（三）两种学科视角下民族心理研究的整合

民族心理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必然要对上述两种学科视角下的民族心理研究模式进行整合。虽然民族学和心理学拥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在民族心理研究中也必然存在学科视角上的差异，但是，它们的整合趋势是显而易见的。1936~1937年间，精神分析学者卡迪纳和杜波依思在纽约心理分析研究所举办讨论会，邀请本尼迪克特等民族学家共同讨论如何修正和改进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有意促进民族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结合。1937年，林顿到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工作后即与卡迪纳进行合作，在讨论民族心理问题时，首先由民族学家描述田野中的文化现象，再由心理学家加以分析和解释，最后共同讨论。不久共同出版了《个人及其社会》、《社会的心理界限》、《阿罗人》等一批代表两种研究取向趋于融合的著作^[11]。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和方法充分表明民族心理研究已经进入了心理学与民族学整合研究的新阶段，对后来的民族心理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这种融合趋势在内容和方法上又体现出新的特点。在心理学领域，民族文化愈加受到重视，强调民族文化是影响心理发展的重要变量，并特别注意吸收民族学研究的理论成果，逐步建立和发展了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1980年，特里安迪斯编辑出版的《跨文化心理学手册》汇集了一大批以往的跨文化心理研究成果。而在民族学领域，也开始借鉴心理学规范化的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各种行为表现。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哈洛韦尔首先采用心理测试方法观察文化变化水准及文化变化时与个性变化的关系。随后，更是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心理人类学。1961年，美籍华裔民族学家许烺光出版了《心理人类学——研究文化和个性的方法》一书。在书中，他提出心理人类学概念，形成了民族学研究的新心理学派。

纵观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其发展动力始终来自民族学和心理学的不断结合和相互促进。这充分体现了交叉学科的发展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交叉学科也可能因为在母体学科上的平衡性或融合性的失误而遇到更多的困难，从而迷失在母体学科的范式下，丧失了原有的独立性。当前，我国民族心理学正遇到这类问题。随着民族学与心理学不同学科范式的日益发展，二者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分歧逐步扩大。遗憾的是，近年来，民族心理研究者并没有对这些母体学科之间的分歧和整合引起足够的关注，从而导致大量研究依然局限于单一母体学科的视野范围，淡化了交叉学科的互补性优势，进而影响到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进展。要突破现阶段的发展瓶颈，就必须要认清不同学科视角之间存在的异同，找到一条优化整合的发展道路。

三、当前我国民族心理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心理学取向的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似乎又回归到了以往两种研究取向的分歧上，或者过于依赖心理学的研究程序，或者完全遵循民族学的研究立场，左右徘徊，丧失了自我建设的独立性。就具体的研究程序而言，虽然在民族心理研究中存在多种方法和技术，但典型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是测验法，即首先通过查阅大量文献，确定研究主题——某一具体的心理变量，并建立研究假设；然后确定研究对象，通过统计抽样的程序获得民族样本；同时确定测评工具——通过自我编制问卷或借用已有的问卷。这些前期工作是心理学取向的民族心理研究程序的关键所在，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最后的研究水平。之后，采用规范化程序进行统一测试，完成数据收集，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为了保持中立、避免测验误差，会尽量减少与调查对象的交流。最后以统计学原理进行数据分析并得出结论。民族认同、幸福感跨文化研究等主题常常采用这种研究范式，这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个体化倾向严重、群体心理易受忽视。当前我国大部分民族心理研究出现了偏向于个体化的趋势，这显然更多地受到心理学研究范式的限制。心理学关注个体的认知、情绪、意志等基本心理过程以及气质、性格、动机等个性心理，通过单个个体数据的搜集来概括一般性的心理规律。例如在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比较中，所设计的问题是 “你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 这类问题以个体化取向的自我报告为主，对样本个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推导出民族心理的结论。但从独立的个体身上获得的数据丧失了人在群体中的互动性和具体文化情境对人的影响力。无法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从而丧失了民族心理的深度和特性。

  （二）民族学取向的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相对而言，民族学在探讨民族心理问题时，典型的研究程序是：依据对某一民族的了解程度和兴趣点确定研究主题——某一民族心理现象；不做任何结论预设，直接进入民族生活区域，即田野点，通过典型性考察，随机选取研究样本；同时确定研究范围——自行编制观察记录表或访谈提纲，借助观察法和访谈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取有关民族心理的记述和命题。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取向的民族心理研究程序的关键所在，研究者的学术敏感性和灵活性以及对质化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在这一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是获取有价值的田野资料的有效保证。田野调查结束后，将有关民族心理的文字资料利用现象学、解释学原理进行分析，并在民族情境合理化前提下得出结论。这类研究程序容易引发的问题是：

1、研究缺乏规范性，后继的验证工作难以进行。与心理学的个体取向不同，民族学视角下的民族心理研究更加重视民族心理素质的群体特征，探讨民族性格、民族感情、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等主题。在我国，这类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分别从历史形成角度论述了上述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特征及其影响因素^{[13] [14] [15]}；闫丽娟、钟福国通过对大量生活情境的具体描述对裕固族坚强意志力、高尚道德素质和博大胸怀进行了佐证^[16]；周兴茂认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自律、自保、收敛、淳朴和自强，形成这一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原因是历史的沉淀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17]。这些研究强调了民族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测评工具和规范化的程序，其研究质量更多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因此，后继的研究者很难重复前人的研究并加以验证，似乎所有的研究者在程序上都是“白手起家”，使得同一类研究难以得到提升和完善，影响到成果的积累和理论框架的构建。

   2、研究止于现象描述，缺少成因分析。在民族学视角下，研究者虽然置身于田野，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下，可以直接获得民族心理整体性的信息，但就某一心理变量而言往往缺乏深度挖掘。同时，由于缺乏对研究主题预先的设计、整理和提炼，因此，所观察到的结果往往过于宽泛，无法像心理学那样具体而清晰，缺乏对某一种心理变量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另外，现场观察难以控制相关因素的干扰，因此，影响到心理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探讨，使得研究结果在描述心理现象时取材丰富，但在解释其背后的成因时却缺乏逻辑依据。

（三）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结果与实践价值相脱离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结果与实践价值相脱离是这两种研究取向同时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无论是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都对我国民族心理研究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就国内情况而言，我国除汉族外其他民族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不到，但实施民族自治的行政区域面积却占到全国总面积的64%。建国以来，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帮扶政策，建立完善了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体系，然而，以经济为主的大力投入并没有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进程一番和顺。相反，近年来，一些导致民族关系不和谐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就国际情况而言，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当前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接触、互相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刚刚迈入世界轨道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维护自身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由此可见，我国民族相关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与艰巨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我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问题，就必须从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层面出发，切实加强研究的应用价值，为保障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提供深刻内隐的民族心理层面的智力支持。

然而，就目前我国民族心理的研究现状而言，无论是心理学还是民族学都更倾向于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满足其自身的研究需要，而与被研究者的利益和收获相脱离。在这一方面，心理学尤为突出，因为在心理学的量化研究进程中，研究者几乎与被研究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对话。因此，在用来分析我国当前的民族问题时，无论哪种研究取向下的成果积累都可以解释现象，但却无法预测结果，更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缺乏相应的应用价值。

四、民族心理学所面临的跨学科挑战

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民族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其交叉性的优势必然受到两门母体学科的学科性质的影响。如果母体学科之间相似性较高，其结合的过程必然因为理论框架或研究范式的契合性而较为容易，但彼此互补的优势可能不够突出；相反，如果母体学科之间的相似性较低，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交叉学科可能具有更大的互补优势，但结合势必存在更大的挑战。随着民族学与心理学在各自学科领域内的深入发展，二者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之间的分歧日趋扩大，这使得当前民族心理学在整合二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其分歧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分歧

如前所述，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研究内容的探讨要基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其研究范式深受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18] [19]}。实证自然主义本质上所坚守的理念是：唯一真实的事物是物质实体和支配它们的物理规律，世界是以简单的、统一的、有层次的方式组织的，以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和结构为基础^[20]，因此在剥离复杂表象后可以用抽象的术语描述现象的特征并指明其规律性，对于研究而言，如果命题具有普遍性并独立于情境，就被认为是好命题。这就意味着心理、社会和精神过程完全地、根本地依赖于这些低水平的过程，因此在低水平的过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了解高水平的现象。心理学能够被还原到物理学，精神性能被还原到心理学或生物学。这种物理主义的一元论观点显然不适合民族心理的研究特性，因为复杂的动态体系，例如人的心理和社会组织是独特的，不能完全由低水平的原理来解释^[21]。如果民族心理学完全遵从心理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为了追求普适性的规律，就会冒简化论的风险，牺牲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深度。

另一方面，民族学所采用的路线更偏向于解释学的立场。相对于实证自然主义对验证性的关注，解释学更强调科学认识论环节中的发现层面^[22]，尝试在人和生活与发展的情境中构建一个对话模式，因此，其对社会和文化因素非常敏感。解释学认为知识不都是具有普遍性的，有关人类行为的命题的真假高度依赖于它们所在的情境。因此，提倡采用开放的、叙事式的研究方式阐述问题和假设^[23]。但是过分强调解释学的立场，将使研究取向固着于现象的描述层面，而忽视了对民族心理机制的深入挖掘；局限于对某一民族心理个性的关注，而丧失了对民族心理普遍性的总结和概括。由于研究缺乏统一的操作化程序，而使研究的验证性遇到了困难，从而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相互比较和理论整合，致使学科发展难以突破。

当前的民族心理学如果要保持交叉学科的特性，必然要完成对心理学所强调的实证自然主义研究范式和民族学所强调的解释学研究范式之间矛盾的调和，从而在两种思路中找到自身发展的平衡点，借以突破当前的研究困境。

（二）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分歧

从认识论上讲，心理学所遵从的自然学科规范通常是在一个具有可预测的规律性特点的封闭系统内进行研究；而民族学所遵从的社会学科规范则是在一个多重决定因素的开放的或然论体系中进行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所以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本性和相互关系做出确定性的检验^[24]。因此，自然科学基于对现象的外部观察，而社会科学所利用的自我报告是内部的、需要自我感知的。然而，心理学虽然趋于自然学科的研究范式，但却并非自然学科，因此，在这一点上和民族学一样，在搜集数据时，都用到了自我报告的方法，诸如访谈法、问卷测验法等。同时，二者也在使用观察法，通过了解外部行为表现来推测内部心理过程。二者的区别在于，心理学更强调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并在这种体系下，使用统一的测评工具收集数据，最常见的就是问卷测量；而民族学则更倾向于深入田野进行访谈和观察，因此就涉及到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分歧。

心理学所推崇的量化研究取向显然来自自然实证主义的立场。量化研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量化、可量化的事物便可以测量，因此需要对不可观测的心理现象进行操作化界定，编制具有普适性（至少适合于某一群体）的测量工具，依据统计学原理处理数据并得出结论。量化研究使研究程序规范化，从而具有可重复性，便于后继的研究者进行重复和验证，测评工具也能够在不同的研究群体中不断得以修改和发展，从而有利于研究主题的深入化，相关理论框架易于构建和完善。但量化研究因为要遵循标准化的研究程序、例如统一的量表、统一的流程、统一的测评内容、统一的评价体系等，从而在获得普遍性规律的同时，牺牲了个性差异，丧失了民族心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上述分歧实际上反映的是通则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区别，要求民族心理学在研究范式上既要尽力避免或减少两种研究模式的弊端，又要能够尽力吸收二者的优势；既要能够概括民族心理普遍存在的适应性，又要能够挖掘民族心理在各自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性。以此为基础，发挥民族心理学交叉学科的优势，借助方法的突破实现研究主题的突破。

五、民族心理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明确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应该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该概念的提出源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界定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研究者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进一步理解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27]，它赖以形成的物质基础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28]。由此可见，民族心理是一个比个体心理更庞大、更复杂、更具综合性的概念。因此，民族心理的研究指标必须要从民族情境中来，并最终回归到民族情境中去。个体的心理素质不能替代，缺乏文化情境的心理调查也不能替代。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意识到“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等形式，最终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基本的心理元素例如兴趣、能力、性格、认知等，因此，空泛地谈论民族心理没有实际意义、表面地描述民族心理也不能触及民族心理的真正内涵。

（二）整合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民族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或偏于质化或偏于量化，因此需要提倡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整合的路线。方法技术的整合首先要考虑方法论在哲学层面的构建，一方面，民族学质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同时受到解释学、现象学和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形成了田野调查、民族志的方法体系，有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小组座谈会法、文献搜集法以及影视记录法等资料收集的方法，有结构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文化残余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资料分析的方法^[29]。民族学者主张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用亲身体验去掌握并理解当地人对其文化和社会的主观意义及建构。另一方面，心理学量化研究的范式来自于自然实证主义，强调假设的构建，概念的操作化，其研究程序遵循客观化原则，形成了观察法、调查法、测验法、实验法等收集数据的方法；资料分析基于统计学的概率分布和参数估计原理。在二者的整合方面，就技术层面可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途径，例如，在资料收集方面，既可以先质化后量化，即首先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情况有具体的了解，再设计相关指标获得一般性的数据；也可以先量化后质化，即通过样本数据获得一般性的概括化信息，再就重点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还可以质化量化并行研究。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些技术操作一定要在方法论层面找到可以契合的理论依据。

（三）优化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建设

民族心理研究的发展依托于民族心理学科的完善和研究人员素质的提升。当前，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尚不完善，还需要为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提供更好的平台和保障。首先，要提高对民族心理学的学科重视。在我国，民族心理学本科培养并不受重视，仅仅作为民族学专业本科生的一门普通课程在少数高校开设，在心理学领域甚至没有专门的民族心理学课程，限制了民族心理研究者的学术成长。其次，要健全民族心理学的课程设置。由于学界在民族心理的研究发展历史、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内容等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我国民族心理学课程设置缺乏统一标准，且多数结构不合理。仅就民族心理学人才的知识结构而言，应该既要涵盖民族学、心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又要对民族心理学的学科特色、研究传统和主要研究成果深入了解；同时，还要加强对不同研究方式的方法类课程的学习与实践。再次，要强化民族心理研究人员对各种研究方法的娴熟掌握，坚定其投身民族心理研究的信心。民族心理研究人员对不同的研究方式必须要抱有兼容并蓄的开放观念，切不可出现一边倒的倾向。

总而言之，民族心理学只有坚持交叉学科的特性，在其母体学科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发扬跨学科的优势，以整合交融为原则，才能在汲取母体学科营养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并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