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 媛1,2 李 静2
（1. 99905银河官方网，兰州 730070； 2.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730020；）
摘要：方法体系的明确与研究进程的标准化对于民族学的长足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着研究概念含混不清、研究方法单一老套、研究程序随意不定等诸多问题。本文在澄清我国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问题，并分别从研究概念的标准化、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标准化以及研究过程和比较分析的标准化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广大民族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关键词： 民族学 方法体系 标准化 研究规范
1949年以来，我国民族学的发展道路虽然历经曲折，但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与民族学主流的研究方式——田野调查不无关系。所谓田野调查是指调查者需要长期深入到调查对象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学习他们的社会组织、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从而获得有关调查对象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研究方式通过民族学长期的实践检验，其重要地位不可取代。但遗憾的是，在传统研究范式下，我国民族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日渐明显。尤为突出的有研究所涉名称含混不清、界定不明；必要的相关后续研究和验证工作难以进行；大量同质研究成果无法整理对比；研究大多止于现象描述、缺乏成因分析……造成这些困境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可能是根本的原因。因此，构建我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科学体系以及规范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标准化进程对于指导我国民族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我国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
民族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通常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层次，即方法论，研究方式以及具体的方法和技术①。我国民族学虽然也有其研究方法的体系存在，但这个体系在指导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民族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主要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我国民族学的方法论主要是指在民族学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和哲学基础。它是规范民族学学科的原理、准则和方法的体系。就社会科学而言，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两种最基本的方法论倾向。由于我国民族学突出的人文学科特点导致了其更加侧重于人文主义方法论。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讲过:“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②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我国民族学在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的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过程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群体差异性、多样性和人类行为复杂性的普遍意识。
所谓研究方式是指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类型。通常，社会研究的具体方式有四种主要类型，即田野调查、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田野调查主要包括参与观察、投入理解、扎根理论等；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内容分析、编码与解码等。由于这两种研究方式，尤其是田野调查，更多地偏向于人文主义方法论，属于质化研究方式，所以，在民族学研究中备受推崇。民族学家重视田野调查为其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研究方式。他们主张深入到调查对象的生活之中，用亲身体验去掌握并理解调查对象对其文化和社会的主观意义及建构。这就需要展现、了解并阐释调查对象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质化研究可以称之为描述性研究或解释性研究。相较而言，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实证主义方法论，属于量化研究方式。在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对这两种研究方式的运用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跨文化比较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在民族学中历来颇丰。例数伟大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泰勒、布朗、本尼迪克特、米德、默多克……无一不是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和典范。跨文化比较研究更看重多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面。这种研究方式不仅是民族学研究的必要工具，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认同和使用。而跨学科综合研究方式则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好地指导了民族学者对研究资料进行处理分析或理论建构。我国民族学家应该重视这些传统研究方式，大力弘扬其优势和特点，以此丰硕我国民族学的研究成果。
民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是指在民族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以及各种特定的操作程序和技术。事实上，在民族学发展进程中，各个流派不但开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目前，虽然我国民族学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种类繁多，但大体上是各个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技术的简单叠加与堆砌。其中，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小组座谈会法、文献搜集法以及影视记录法等。资料分析方法主要有结构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文化残余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
（二）我国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方法体系是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体系没有任何问题。首先，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存在严重的一边倒倾向。就学科性质而言，民族学更加倾向于人文主义方法论，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国民族学研究不应该一边倒向人文主义方法论，无视甚至敌视实证主义方法论。事实上，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现象的因果性关系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科学研究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取向，并在研究方法上尽量使研究的程序与结果做到“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毋庸置疑，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研究材料的客观性、研究方法的标准化以及研究成果的信效度等方面，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与长处。但是，我国民族学者一直不愿正视这一点。因此，我国民族学研究在理论构建和比较研究方面仍然持续着较低水平，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方法论的局限。
其次，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方式单一，因循守旧。质化研究方法在我国民族学研究中的地位不可磨灭，但其自身也有诸多局限，例如，它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要求较高，且并非所有的民族学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一方式得到全面而科学的诠释。但是，我国部分民族学者仍然把实地的质化研究看成是民族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唯一特有的研究方式，并极端地认为非质化不民族学。这显然有失偏颇，对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的认可应是我国民族学者该有的学术胸襟。遗憾的是，调查研究在民族学中的运用较少，而实验研究几乎没有。这里所指的调查研究以科学测量为依据，主要包括样本抽样、问卷编制与施测、数理统计分析等；实验研究遵循科学实验的原则，在控制情境中探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主要包括操纵与控制、刺激等。我国民族学者应该更多地运用这两种研究方式进行民族学方面的努力尝试，尤其是针对某些具体的研究主题，例如，民族认同、民族幸福感等，她们能为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其优势同样不可取代。
最后，我国民族学研究现有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种类繁杂，尽管也有学者不断呼吁要重视自身研究方法的整合建设，但这个趋势尚不明显。另外，大部分学者在学习阶段，往往更注重理论培养而并没有对诸多具体方法和技术进行系统而有效的学术训练。在实际研究中，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生搬硬套和使用过程的标准化缺失也是本文下面要重点论述的问题。无论如何，具体方法和技术的实践与创新必然直接影响着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长足发展。
二、 我国民族学具体研究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方式是田野调查，而具体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则主要有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小组座谈会和文物文献收集法等等。简单来说，参与观察要求调查者在调查之初就注意缩小与调查对象在情感和文化上的距离，参与到调查对象的社区和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进行较长时间的直接观察，与当地人交流，全面了解情况，并通过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思考方式，理解当地的文化；深度访谈是一种无结构的、直接的、个人的访问。深度访谈适合了解复杂、抽象的问题。这类问题往往只有通过自由交谈，对研究主题深入探讨，才能从中概括出所要了解的信息。然而，深度访谈法对访谈者要求较高，他/她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访谈技巧，才能深入访谈并揭示访谈对象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机、信念、态度和感情；小组座谈是由经过训练的主持人以一种无结构的自然会议形式，同一个小组的调查对象进行座谈，从而获取对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文献收集法则通过收集、分析、研究统计资料和报道资料，获得情报信息。这种收集法要具备文献检索技能，包括检索策略的确立，计算机和检索工具的使用。
不可否认，上述这些民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在我国民族学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它们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研究概念模糊不清、研究内容与方式相脱节、研究过程随意等诸多问题，再加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成分很大，往往导致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同样不但会导致单项研究的最终失败，而且也会严重影响我国民族学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和水平提升。因此，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并切实做好田野调查是摆在每一位民族学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一）研究概念过于抽象，缺乏准确的操作性定义
目前，我国学院派的大多数民族学者在开展具体研究之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善研究计划，希望可以揭密田野中调查对象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然而，初到田野，他们便发现当地的文化和社会是一个难以描述的概念，甚至像“生活模式”这样的基本情况也难以描述得当，更不要说像“适应”、“认同”这样抽象化程度高的概念了；而田野中的调查对象也并不自觉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规律”，更无法直接提供调查者想要的理想素材。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民族学者完全凭借自身的学术素养和能力，独自从纷繁的现象中抽离出本质。也就是说，民族学者最初的研究主题虽然在理论上经得起推敲，但在田野中却很有可能变得犹如水中月雾中花般不可捕捉。再加之，部分民族学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急于求成的不良心理，达不到实地调查所要求的时间跨度，无法深入田野点进行调研。因此，从田野回来后，他们在撰写研究报告的过程中，难免掺杂部分主观和随机的内容。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充分考虑确立理论概念的实际内涵并将这些实际内涵转换成操作性定义。具体而言，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把抽象概念转换成可测量、可检验的项目进行研究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升在具体的行为、特征、指标等方面对抽象概念进行操作性描述的能力。
（二）研究内容与方式脱节，缺乏方法上的借鉴与创新
我国民族学所使用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质化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的核心地位更是其他研究方式所无法取代的。质化研究的优势和长处在于它可以通过发掘问题理解事件现象、描述人类的行为与观点，其所强调的是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主观的想法、感受以及意义。适合质化研究的民族学主题主要包含描述多元、复杂现象的民族志研究、民族文化研究和民族历史研究等。与此同时，民族学者也应关注量化研究的优势和长处，改变其在民族学中的尴尬处境。事实上，量化研究在民族学研究中并不是没有成功实践过。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就在他的研究中首次运用了统计方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量化研究的优势和长处在于它更能够凸显人口上的分布和各种因素影响的幅度等结构问题。适合量化研究的民族学主题主要包含强调关联性、因果性的民族经济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等。当然，民族学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宽泛。任何一种研究方式都有其长短，因此，质量结合的研究取向也开始在新锐学者中逐渐形成。例如，民族宗教研究、民族社会研究和民族心理研究等内容更适合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综合考察。简言之，不同的研究内容应该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我国民族学者应该充分了解不同研究方式的特点，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在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上，我国民族学者也可以在相关学科中大胆借鉴和创新。例如，生物技术、神经认知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相信在未来的民族学研究中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
（三）研究过程随意不规范，缺乏普适基准和步骤点
不可否认，我国民族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部分归功于不同学者独特的研究习惯和风格。对于如何从这些不同的民族学研究报告中判定等效种类的问题，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来自于田野调查的具体过程。然而，在我国民族学的部分研究中，同一概念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且研究过程随意性强，规范性弱。笔者并不反对多元研究途径，但是无论使用哪种研究方法，其研究过程都要尽可能规范化。例如，两个民族学者都对新近发展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感兴趣。第一位学者经过一系列文献整理后，选择了人均GDP、城市道路网密度和用水、燃气普及率作为其“城镇化”的指标。随后，进入田野以参与观察、个案访谈的研究方法收集了资料；第二位学者觉得文献对概括民族地区“城镇化”这一概念帮助不大，就决定在确定指标之前，先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在田野初步确立了指标，回来后查阅文献，最终确定指标并编制了访谈提纲和普查问卷。一切准备就绪，再次进入田野运用参与观察、结构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收集资料。由于这一研究过程的差异，这两个研究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不具备可比性。而当研究结果不能被比较时，不得不说这些研究所做的学术贡献是非常有限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些民族学者并没有充分重视测量研究内容的标准化问题，也很少得到相关的学术训练。因此，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共同点、共通点应该可到更多的关注，田野调查不能再被看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研究程序，需要对其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研究。我国民族学者要尝试开发具有普适性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步骤点，并且创建可以在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进行测量的理论假设。
三、 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
要改善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要从研究的标准化做起。所谓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就是要创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套规范，使得民族学者统一遵循，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和方式达到研究目的。事实上，标准化不应该仅仅让人们联想到严谨又客观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同样需要标准化。我国民族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但它同自然科学一样，关键就是运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手段和程序，“首先创造方法”③。不仅如此，关注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问题更是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笔者认为要实现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概念的标准化
概念的标准化是指在民族学研究中，民族学者要遵循一套将研究概念与实证现象相联系的规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④。”例如，在一项早期跨文化研究中⑤，Whiting 等人选择了九种类型的行为来对“社会化”进行研究。这些行为类型有：养成，救助，责任，支配，服从，自立，社交，成就和攻击。所有这些概念都很抽象，民族学者对其所要观察的内容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是，在明确每个概念的具体内容之前，已经有了它们的实物定义。实物定义涵盖了这一概念所指的一系列实物。例如，“服从，即当他人提出要求、建议或提示，服从指遵照的倾向”。要研究这样的概念并最终确立一个明确的结构来收集资料，民族学者应该设计明确的问题来形成这些概念的操作性定义，也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测验要求的操作指标来明确所指代的内容。例如，就“服从”（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服从的奖励和惩罚）而言，命令施予方如何贯彻命令执行以及期望多长时间后命令接受方出现服从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指标。基于这两个指标，可以提出：（a）你希望他/她在你要求他/她做什么事时，立刻就服从还是会给他/她一些缓冲时间？（b）如果他/她磨蹭拖延，会有什么后果？（c）你如何把命令贯彻下去？（d）你一直这样做还是有时这样做？等问题。对命令施予方访谈的这些问题仅是“服从”这个操作性定义的一部分，其他还要通过对命令接受方的直接观察和访谈才能确定最终的操作性定义。又如，在民族认同研究中，民族认同可划分为外在民族认同（行为）和内在民族认同（认识、道德、情感）；外在民族认同又可划分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与本族人结交朋友、参加本民族群体的仪式⑥；其中，使用本民族语言可具体定义为只讲本民族语言（100%）、必要时讲普通话，大多数时间讲本民族语（75%）、在公众场合讲普通话，在私下讲本民族语（50%）、必要时讲本民族语，大多数时间讲普通话（25%）、只讲普通话（0%）。诸如此类，每个概念就有了一系列操作性定义。然后，民族学者可以通过编码来解释每个操作性定义下收集的资料。在民族学研究中，操作性定义尤为重要，它是研究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前提。如果操作性定义使用规范，不但会使得研究者更有针对性、结论更准确，而且有利于为进一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积累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操作性定义必须要与行为系统、文化背景以及定义行为和情景的程序相关。虽然每个民族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并对操作性定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但是，民族学者要力求读者们在阅读这些研究报告时，可以轻易地从理论到假设、概念、实物，再到操作性定义、编码，直至最后的资料和结论过渡。这将是整个研究得以认可的前提和基础。当然，不同学者也可能不认同研究中的一个、几个甚至全部的研究程序，但至少可以明确不认同的具体方面。
（二）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标准化
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标准化是指在民族学研究中，民族学者要遵循一套选择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规范。Chagnon(1974)在他的研究中，曾提出过一套相对比较粗略的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⑦。他认为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可以决定民族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提出的问题种类以及影响后续的资料处理方式。在学科内部，使用标准化的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无疑可以简化研究过程，便于后续的分析和比较。例如，许多民族学者在对某一文化或社会进行基本情况普查时都会使用各种表格。这些表格，例如家庭普查表、谱系表等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制作。但是，如果有现成的并得到学界认可的适当表格，他们就可以直接选用，而将注意力转向做一些必要的修订来适应其研究的特定情况。
在不同学科之间，标准化的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可以集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防止有用信息的缺失。尤其是在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学等概念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且严谨的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民族学所用。例如，在民族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研究中，不妨借鉴积极心理学在幸福感领域的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即调查问卷、结构式访谈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质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有理论支撑更有操作性保障。在理论支撑方面，幸福感研究的内涵清晰，成分明确，它是选择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前提。在操作性保障方面，各类幸福感都开发了较为成熟的访谈提纲和量表问卷，可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修订底本。
值得再次重申的是，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标准化并不排斥方法本身的适用性和本土化修订。要想达到理想的资料收集和测量效果，就必须根据特殊的研究目的对资料收集方法，甚至测量工具进行修订。例如，在民族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中，西方有非常成熟的心理幸福感量表——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但是，这个量表并不适合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其原因有二：第一，这个量表虽然信效度高，但是问题量过大，有84个题项，且每个题项要做6点判断。即使阅读理解方面无任何障碍，答完这份量表至少需要半个小时；第二，这个量表的表述较为正式，翻译版本更是有些晦涩绕口，像“我在社交活动和建立人际关系上所付出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样的句子所处可见。这对于我国民族，尤其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很难想象他们如何作答。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这一量表中的主要维度转化成口语式问题，以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而在问卷调查方面，选择更适合我国少数民族的问卷，例如剑桥大学编制的幸福十项问卷。
（三）研究过程和比较分析的标准化
研究过程和比较分析的标准化是指在民族学研究中，民族学者要遵循一套将经验性现象转化成可供分析的资料并进行比较研究的规范。对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田野调查者的标准化步骤和操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资料收集和测量方法的标准化实施影响着研究资料的后续处理方式，尤其影响着比较研究中，量化统计和其他数学程序的成功运用。
就比较分析而言，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数理统计的方法，因为这是科学比较的前提。我国民族学者应该明确，仅仅使用数字本身并不能对数据模型的解释有所帮助，重要的是应该体现出其所代表的现象关系和数学关系之间的关联。调查者必须首先通过对操作性定义的应用，把经验性现象用数值和关系运算组织起来，其次建构数据模型，以便回答数量、程度和时间跨度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要把数据转换为变量并说明单个变量的分布以及这些变量集合之间的关系。变量可被定义为不同成分并赋以不同的值。例如，性别变量有两个值，即男和女；年龄变量从0（岁）到120（岁）之间，若以10年为一个区间，可赋12个值；若以20年为一个区间，可赋6个值。所赋值的精确程度适中即可，正如Ritchie指出的一样：“一项测量技术过于精确而忽视精确的必要程度就和这项测量技术不够精确一样糟糕。科学探索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小数点后面有几位数。”⑧
在各个变量及其赋值明确之后，研究者将确定哪些数值与研究问题相关，并最终选择一种分析模式来对数值的分散进行简化。首先，将物体或现象明确判断、给予编码并搭建数据和数字运算及关系之间的同构联系。若我们采用数字关系大于，那就必须要表明同样的关系出现在研究实体的既定维度中。例如，在同样给出畜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的特定群体中，如果我们的数值显示大多数人更愿意选择畜牧而非农耕，那么就可以采用大于的关系来解释畜牧超过了农耕。其次，在数字运算和关系中找到相对固定的模式，并证明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拟合了所收集的数据。研究者可以决定数学运算必须在多大程序上拟合数据，以便解释所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个拟合度必须符合统计学上的标准，从而获得意义。
四、总结与反思
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理论研究只有验证旧方法并且提出新方法，才能付诸实践，产生价值。就我国民族学研究而言，由于其特有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一方面，它的方法体系要更加全面而有效。在研究方法论上，坚决杜绝一边倒的现象，实现侧重人本主义方法论，但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研究方式上，要做到兼容并蓄，大胆创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上，要强化整合，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进程中，要更加讲求规范化，尤其是在研究概念的确定、资料收集和测量的方法以及研究的过程和比较分析等各个层面都要尽量做到标准化。
相信随着我国民族学研究方法和进程的标准化构建，我们对社会及文化现象的理解必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首先，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构建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科学性。我国民族学研究门类齐全、领域广阔，但由于学界缺乏统一研究标准也难免存在一些研究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人力和资源浪费、学术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要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创建标准化研究并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和遵循，以科学手段，高效率地获得人类对民族社会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监督和管理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成果。
其次，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构建有助于提升研究的实操性。我国民族学研究虽然倾向于质化研究，但并不等于研究结论要完全依仗研究者的一双眼、一张嘴和一支笔，而没有任何规范可言。标准化研究不但可以规范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培养初级研究者的学术素养，使其在研究过程中有章可循，步骤之间至少会有一个指引，而不至于束手无策。同时，研究实操的标准化也有利于在必要时对已有研究进行可重复性验证。
再次，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构建有助于提升研究的可比性。我国民族学在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方面相对薄弱，这与其缺乏标准化研究进程有很大关系。研究成果之间无法进行比较，势必会使研究价值大打折扣。不仅国内研究如此，在国际交流方面也同样受限。我国每年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学界没有统一认可的共同参照尺度和评价依据。事实上，国际学术交流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等差距，与其说交流的是研究内容，倒不如说交流的是研究方法。
最后，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标准化构建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继承性。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对不同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更要探求其将来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对规律与趋势的把握要求对不同社会和文化现象做到全面掌控。这绝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所以，大量现有研究都必须要讲求继承性。就我国民族学研究而言，只有在标准化研究方法和进程的指导下，后来者才可以真正实现踩在前人的肩膀上迈出一小步。在高效利用学术人力与资源的前提下，丰富我国民族学学术成果体系，取得民族学研究的各项突破。
当然，实现标准化的研究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需要我国民族学界的各位同仁统一认识，认真落实，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与调整。而我国民族学研究标准化制定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不同分支领域的具体指标和实施步骤又如何？这些都将是我国民族学研究标准化实践中接下来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相关学者们应高度关注的将来的研究方向。总之，遵循标准化的研究进程将为我国民族学研究开创崭新的局面。
注释：
-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9、191页。
-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 引自林耀华, 关于民族学研究对象和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第52页。
- 引自Whiting, John W. M., et al. Field guide for a study of social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66.
- 引自Christine J Yeh, MaryYHwang. Interdependence in ethnic identity and self: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Fall, 2000, 78.
- 引自Chagnon, Napoleon A. Studying the Yanamam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 引自Ritchie A. E. Scientific Method. Paterson N. J.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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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hiting, John W. M., et al. Field guide for a study of socialization[J]. New York: Wiley. 1966.
[1] 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甘青民间信仰对族际互动与文化交融影响之心理研究”（13JJD850002）阶段性成果。
